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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老太的博客

追求时尚,为生活添彩。时尚,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

 
 
 

日志

 
 
关于我

我,前二十多年教师生涯,孜孜不倦以求进取,不为虚度青春年华而悔恨。后十余载辛勤耕耘文学艺术园地,为艰难步入《中国文艺家传集》(第三部149页)那片天地而无愧人生!又为退休后,名列《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而感欣慰!“摩登老太”这一博客昵称,是我女婿馈赠。因为我的活动圈子里,“摩登老太”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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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支边的特殊家庭(之八)  

2009-02-26 22:11:14|  分类: 旧事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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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怨无悔(之一)

        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宁夏银川市。但人生的道路依然         “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二合一的全家人,老老少少一起来到当时破烂不堪的银川火车站,才发现我们的母亲,儿女们的姥姥,竟然需要抬着下火车、上公交车,纷纷“埋怨”我事前为何只字不提。我只有苦笑:提了又能怎样,那个年代,工作人员可以随便请假远行吗?......

        那时的兵团又改为农场。我姐和姐夫仍在以前的连队,当时的南梁农场。曼新已从农五师师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落实浙江支宁青年冤案;曼玲从大连轻工学院毕业归来,当上了银川糖厂厂长;曼新的妻子和媛媛、曼君当了教师;蓓蓓和曼萍仍在上学。除曼新夫妇住在“落办”分配的两间小屋外,其余的都住在各自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古炎的单位--银川电石厂没有住处,只得住在大女儿媛媛的学校--十一中的一间土坯小伙房里(那时的十一中只有这样的条件)。我也只能住小伙房。被称为孝子的曼新,不容分说,把姥姥接到他那里居住。他做好了思想准备,承担照顾姥姥的责任。母亲在曼新处,享受了孙儿的孝敬,可惜,饱经风霜的她于70岁那年(80年秋去世,真的将一把老骨头火葬在塞上不毛之地。曼新的确做到了尽心尽力,毫无怨言,直至送老人安详归去。

        曼新为了圆我儿时梦想成为作家、音乐家的梦,不惜余力为我奔波--联系文艺单位。银川市文化局创作组听说要调来一个40多岁的女同志,认为又来一个养老的,当然不欢迎。曼新并不气馁,带着我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再去联系。人家当然不相信:可以请人写嘛!曼新还不肯放弃,带着我本人去,想证实我还不到“养老”的程度,可人家说我太年轻,不像40多岁的人,会不会是冒名顶替的?曼新已是“三登金殿”,均未结果。

        无奈给当时的银川市长写了报告......一来,由于张曼新从一个扫厕所的孩子,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一步步走进了自治区落办,市长相信他报告里的陈述属实;二来,考虑到全家支边应视为壮举,其三,则是文艺单位也需热爱文艺的工作者......市长欣然批示“同意周玲同志调入文化局创作组”。局领导也许信不过我的工作能力,将我安排到文化馆,并且叫我去谈话,提了好些问题,我一一回答。例如:“文艺工作者需经常下乡,像通贵乡离市区几十里,生活很艰苦,没有公交车,只能骑自行车去,你行吗?”“我行,不怕苦,更不怕累,我现在不就住在十一中的土坯小伙房里吗。不会自行车,我保证短期内学会!”我的回答简单而坚定。

        1976年元月2日,我到文化馆报到,馆长搬出一大摞银川地区农民创作的诗歌,限我三个月之内从中选出佳作,印刷成集。我大胆接受了。心想,也许馆长要了解一下我的工作能力吧。那是我编辑生涯的开始,我应该快干,好干。我阅读有关编辑工作的资料,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我夜以继日地逐篇朗诵,比较,选好后认真编辑,联系印刷,认真校对。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提前一个月,完成了银川地区第一本《农民诗选》。

        紧接着,馆长派我到红花乡去辅导农民文艺。我也把这次任务看作是一次考验。我想,这次去红花乡,该不会摔跤了吧。因为,我已经摔了不少跤了。自从局领导找我谈话以后,每天傍晚,我就在十一中的操场上练习自行车。不几日,我就不需女儿扶着车后座,跟着我跑。最后的一关,只是上、下车的练习了。基本掌握骑车要领以后,我就斗胆骑车上班去,没想到第一次上班,就撞了鼓楼的过道墙,额头上起了个大包。第二次上班去的时候倒也顺利,回家的路上却连摔两跤,引来许多过路人围观。幸喜一位解放军替我解围:“同志,我看你脸色不好,可能生病了,别骑了,推着走吧。”我谢过解放军,推着走了。走到人少的地方,我又跨腿上车,到底是功夫还不到家,又摔了。侥幸没倒下,可是一条新新的毛料裤腿上,却撕了一个大口子,我索性把裤管扎得高高的,再跨腿上车......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这回到红花乡,我得到一次较“长途”的骑车锻炼。乡里的小伙、姑娘“演员”们很积极、认真。我为他们编导的小组唱、表演唱、舞蹈等等节目,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演出的时候,只有我一把二胡伴奏。观众们还踮足引颈,并不觉得农民演出“大业余”,也并不觉得一把二胡太单调。那时的人们已习惯了低要求。

        副馆长学习归来,主办一台“悼念周总理诗歌朗诵”演出。不巧我正犯腰痛病,可副馆长传话到我的小伙房病床上说“腰有病,大脑没病,照样可以写诗,一定要完成一首。他岂能知道,我每年都要犯两次腰痛病,一犯就躺在床上不能动,连翻身都需家人帮助。我当时又产生如前想法:难道副馆长也要考察我?不得已,我只好让家人帮助我翻身,趴在床上写作。话剧团的陈导演担任评审,竟然选中了我的那一首,并让二中的许大嘉老师(据说是杭州人)和话剧团的一位青年演员分别朗诵此诗。观众也给予我极大的鼓舞......

        几经考察,我总算立足于文化馆。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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